校长岂能为实惠理念,蔡仲申为何能够成为最成功的高校校长

本社评论员 线教平

观点:教育是急不得的长久事业

论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与中国教育现代化

写蔡元培很简单,大量的资料摆在这里,只要精心择选材料,写一篇文章不难;写蔡元培很难,千百篇文章摆着这里,如何写出些新意,这是个难题。

“没资本还不学习?没背景还不学习?长得不帅还不学习!智商不够还不学习!”日前,一则学校升旗仪式上的另类演讲在网上热传,演讲者据说是无锡市堰桥中学的一位校长。

无论是两个月前的毕业季,还是这个月的开学季,让关注大学教育的媒体最忙的似乎都是典礼上校长的演讲。姑且不论演讲的精彩与否,仅看媒体的集束报道已经够让人觉得热闹了。在这个娱乐至上的时代,校长们的演讲与娱乐新闻并列出现,双峰对峙、各领风骚,却很容易令旁观者产生一种另类娱乐的印象。

论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与中国教育现代化

至少,在今天的语境之下,谈论蔡元培,可以有两个层面:一方面,在知识分子范围内,蔡元培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种理念,一种象征;另一方面,在更大的范围乃至教育界,蔡元培对于我们又显得如此陌生,如此模糊。两个层面的蔡元培,背向而行。

据这位校长说,这段演讲是他在网上抄的一个段子,出发点“是想在一个轻松愉快的语境下,提醒学生们好好读书,其中的关键就是切中学生们喜欢的东西。”而这次演讲过后,他也觉得自己在学校更受欢迎了。

校长们的讲话当然与大众文化范畴的娱乐不同,客观地说,也是对以往缺乏人文精神的模式的一种反拨。但如果一味追求现场的效果,也未必能够走向正轨,弄不好还可能使传统不再,仪式筑于流水之上,成为把握不住的浮萍。

摘 
要:蔡元培在游学期间,其作品和思想对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蔡元培的一生被贴上中国现代教育家先驱的标签,这与他在其文学作品中所提出的教育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他的作品中则尤为突出地呈现了适应于时代发展、适应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先进教育理念。我

时贤谈论蔡元培,多把目光聚集在其教育家的身份上。当然有理,世界上和北大水平相当甚至超过北大的学校为数不少,但是没有哪所大学能够像北大一样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如此息息相关。以一所学校对一个国家产生如此之影响,连耶鲁、哈佛、剑桥等大学都不能相比。能够成功地塑造这样一所学校,不是教育家,是什么?

作为一校之长,弃升旗仪式的庄重性、校长的职业身份和教育使命于不顾也就罢了,但沦为功利思想的工具而不自知、为功利思想“站台”而不自觉反而沾沾自喜,就有点可怜可叹又可恨了,毕竟,在教育改革面临全面深化的今天,不仅需要制度、理论层面上的突破,也亟需一大批有教育理想的基层管理者在实践层面上担起责任。不然,人人都随“功利”之波而流,甚至推波助澜,教育改革的春天何时到来呢?

事实上,在典礼中讲什么、怎么讲,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也不应该有统一的标准。开学或毕业典礼作为一种仪式,自然是需要有属于仪式的那份庄严、肃穆,甚至刻板、程式化的一面。试想一下,一所百年大学,其开学或毕业典礼仍在遵循百年或几十年前的程序,一招一式、动静有度、一步不乱,对学生的心灵冲击肯定是刻骨铭心,甚至永生难忘的。可惜这种历史传统早已淡去,留下的似乎只有一次次的现实感过浓,甚至个人经验、个人色彩、个人表演过甚的追求。

关键词: 教育思想 蔡元培 中国教育现代化                 

但是,众人在谈论蔡元培的教育成就之时,很少有人提及蔡元培作为教育家的基础。追忆蔡先生,纪念蔡先生,首先要还原蔡先生。

都说“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可问题就在于,当一所学校的领头人都沦为功利思想的代言人而不自知时,怎能指望这所学校培养出引领社会价值观的优秀人才呢?或者,当人们痛陈当下功利当道、世风日下时,是否该反思我们的教育是否起了推波助澜的副作用呢?

当然,仪式是外在的,我们的教育最讲究透过现象看本质,内容总是比形式更重要。今天与20世纪初的不同,在于现今主要讲成绩,而过往则主要谈问题。1919年9月20日,老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大第二十二年开学式上说:“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文凭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地研究学问的。为要达上文所说的目的,以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研究兴趣的。”与蔡元培一样,胡适也是在谈问题,只是更加直截了当。他1922年9月17日在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上主要反省作为“新文化运动”摇篮的北大学术基础的薄弱。其中提到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时,别人称他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让他深感不安。胡适举例说,北大有四百多位教员,三千多名学生,《北京大学月刊》两年内却只出了五期,且常常无稿可用。“像这样学术界大破产的现象,还有什么颜面讲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我们自己在智识这方面贫穷到这个地步,我们背着这块金字招牌,惭愧不惭愧,惭愧不惭愧!”

1907年6月,蔡元培前往德国游学,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他选择潜心攻读人文诸学科,将中西文化进行研究和对比,以找到适应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在此期间,日渐形成了中西兼容的教育思想理念。他认为,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应该有兼容并包的教育态度。回国以后,他建立了以思想自由作为总原则的纲领,着力建构“兼容并包”的新文化理论。此后,他担任了北京大学校长,真正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落实到教育实践中。蔡元培自任职北京大学校长,从未间断实践他的教育思想,将曾经的京师同文馆改造成了真正现代化北京大学,使得北京大学在20世纪初行走在世界现代化大学之途。“五四”运动后,蔡元培本人成为了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导师,他的教育思想成为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里程碑。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十六年会试贡士,未殿试。十八年补殿试,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补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士——这是晚清危局中蔡元培的身份,也是蔡元培的底色,之后虽经德国游学而未改变。同情维新——则是蔡元培的政治起点。

也许有人会说,校长的演讲不过是一次轻松调侃而已,何至于小题大做?可是,历史和现实中,大凡涉及学生和学校的演讲,古今中外无不重视。教育家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微博]校长》的演讲就不用说了,其开宗明义就明确大学的性质是研究高深学问而不是人们升官发财的阶梯,激励学生在研究学问之外砥砺自己的德行,从而为北大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在哈佛,其毕业典礼演讲则几乎永远都是“严肃”的,它由哈佛校友会敲定演讲人选。演讲内容须体现出一定的价值取向。因此有人通过哈佛的毕业典礼演讲来观测哈佛社群的“精神指标”。

在笔者看来,今年7月,著名学者葛兆光教授在北大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演讲最能体现蔡、胡之精神。不仅是演讲中引用胡适及其两大弟子——傅斯年和顾颉刚——的名言,其整个演讲所体现的风范也颇为神似。如他说:“在学术研究这一行,比的常常是马拉松,而不是百米,不能坚持就没有收获,千万不要自我满足,别满足于SCI
、SSCI、AHCI的数量,把平庸的小土坡,当作‘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泰山。”这么掷地有声不是为了剑走偏锋、获取一时的效应,而是以一个有四十年教龄的大学教师的身份直面当下中国大学的问题。直面问题,当然就是希望解决问题,使大学变得更加完善。

蔡元培经历了诸多的游学时代,他学习过旧时的四书五经,出游西方后也接触并研究了现代化的学术。他始终认为学习是个人的事,研究学问应该单纯地潜心于学问本身,而非名誉利禄。而教育是整个国家的事,整个民族的事,提倡教育救国。游历了各地的蔡元培在他的作品里提出了诸多教育思想,从他的“旧学时代”、“游学时代”、“第二游学时代”等作品中均有提及。从蔡元培先生的纪游文学作品出发,可梳理出以下有利于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教育思想:

蔡元培之成为教育家早有夙缘:光绪二十年晋阶翰林,在世俗看来是通往锦绣前程的天梯,而对于蔡元培来讲则是他告别仕途的月台。在北京愈久,蔡元培就愈感觉到大清王朝没有希望,随着往昔热心维新的朋友风流云散,蔡元培对于维新的同情转为失望。

由此看来,教育从来无小事。表面看起来是一位校长的不经意间为之的“另类演讲”,其背后却折射出当下教育为功利所绑架的真实的教育生态以及教育改革所要面临的真正挑战。这种挑战并不只是来自体制、机制等制度层面上的阻力,更来自于人们尤其是一线教育人士的教育理念的陈旧、教育理想的缺乏以及对旧有的应试教育生态的适应和不自知。身为校长尚且如此,遑论教师和家长[微博]了!

虽然我们觉得开学或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不见得一定要出其不意,不一定非要出语惊人,因为相对而言,朴素的话语更能留存在学生的内心之中。但我们仍然钦佩语出惊人的聪慧,也钦佩其中飞扬的文采。所有的演讲都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其中所显示出的拳拳之心和谆谆之情,也毋庸置疑。

一、教育对象的大众化

1898年9月,蔡元培结束了四年半无味的翰林生涯回到家乡绍兴,决意官场。回乡后,蔡元培投身的第一个领域便是教育。当时,蔡元培的故交徐树兰刚刚创办中西学校不久,蔡一回乡,便被故交延请为校长。中西学堂在当时是一所颇为新潮的学校,与北大渊源也甚为深厚:后来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和北大地质学教授王季烈就是当时中西学堂的学生。不过,徐之所以延请蔡元培,除了故交这一因素之外,蔡元培的翰林身份也相当重要。之所以下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中西学堂虽然是一所新潮学校,其中的新旧之争却很强烈。蔡元培就是因为在新旧之争中支持新派而和徐树新发生矛盾愤而辞职。旧翰林却是新风潮的代表人物,徐树新选择蔡元培算是看走了眼,但是对于蔡元培来说,却因为这一段的经历,切切实实地走上了教育之路。之后的1901年,出任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的特班总教习;1902年,又和同仁一道筹办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校并担任会长和校长之职。之后的日子里,蔡元培并没有太多的精力放在教育领域,当时革命风潮四起,蔡元培也脱下儒衣,摇身一变而成为老牌革命党。我以为,老牌革命党的资历,是蔡元培之后能够对北大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的最重要的原因。

大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校长领导学校,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其次才是行政的领导,因此,他总是力求做到全体工作人员,从校长到看门的工人,使全体员工都全神贯注实现教育理想。尽管我们不奢望每个校长都成为蔡元培、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育家,但作为校长至少要把教育家当成目标,要有自己的社会担当和历史使命,要把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与健康成长作为学校至高无上的追求,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过,应该看到,在毕业典礼上造金句,在开学典礼上抛警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急于将长辈的经验倾诉或者传达给学生,也就是急于施以教育。但教育就其规律而言,却是慢工出细活,润物细无声,简言之,是急不得的。

(一)性别不是入学的门槛

早在1900年初,蔡元培辞去中西学堂校长时,革命之志已经显露,他在给徐树新的辞职信中写道:“元培而有权力如张之洞焉,则将兴晋阳之甲矣”。看一看蔡元培这一时期的履历,就能明白,民国初年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在当时政局中的资历:1902年,35岁的蔡元培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中国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但是当时时局震荡,教育会在教育方面的工作始终没有很好地开展,却成为国内最早鼓吹民主革命思想的社会团体;之后这位前清翰林还参加了暗杀团,并且研制炸药,希望一暗杀的手段推翻清朝统治,1904年,在上海与黄兴、陶成章一起组织建立了光复会,并被推举为会长;1905年,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1912年1月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2年2月18日,作为孙中山的特派专使,偕同唐绍仪赴北京迎袁世凯南下就民国总统职位,而当时,汪精卫、宋教仁、王正廷等之后在民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则仅仅是使团成员。

当下,正是教育各项改革向深水区推进的紧要关头,去行政化、还学校办学自主权、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等诸多举措如箭在弦,可是,扪心自问,作为改革主体的校长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而经验如果总是在抽象的或者“道理”的层面,再加之置身于度外、居高临下式的告诫,也很难为学生所理解和接受。

我国封建时代推崇“女子无才便是德”、“小人与女子难养”观念,认为女子没有受教育的必要,故而性别成了古代入学的门槛,学校教育的教育对象中不包括女子。事实上当时政府并没有明令禁止大学男女同校,但女子入学却不被社会认可甚至遭到非议,且当时的女子大学教育十分落后,女子学校的数量极少,教学质量也极为低下。蔡元培极力主张实现“男女平等”,并提出社会应该为女子提供同等的受教育权。蔡元培任职北京大学校长之后,明令对外招收女学生,此举打破了数千年来我国女子不享有受教育权的规定。蔡元培认为,女性同胞占有国人数量的一半,我国社会要想改革,对女权的扩张是必然的选择。女子强,则国力也能增强。他强调“女子不学,则无以自立”;“欲令人人受教育,当以女学为最重要”。[1]北京大学是最当时早招收女学生,实现男女共校的大学。此举是推进我国教育对象大众化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教育现代化的必经之路。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的受教育权将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话题,越早实现女性的解放将越早加快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继北京大学男女学生同校后,全国各地学校也纷纷效仿,开始面向全社会招收女子学生。

以蔡元培的资历担纲北大,从政治上来讲是失意的。不过以我看来,投身教育比跻身政界反倒是更加符合蔡先生的才情,而有了政治资历垫底,让蔡先生在北大的一系列措施得以顺利进行(许多研究者都发现,蔡元培在北大所从事的改革,其动作幅度之大,推进速度之快令人惊讶,且大都“一步到位”),而也正因为蔡元培的政治威望,使得北大这所大学与当时中国政局息息相关。谈论教育家蔡元培,不谈及他政治家的身份,其塑造北大、改造教育看起来就像是无源之水般的奇迹。在政治家身份的基础上来谈论蔡元培,便会明白,牛刀杀鸡,比水到渠成还要来的简单。

因此,蔡元培所讲的经验大多都相当具体,如他在1920年9月16日的北大开学典礼上说:“不专叫学生在讲堂上听讲,要留出多少时间,让他自己去研究。把课程表重新整理一番,把几种不要紧的功课、可以让学生自修的,减去了”,为此则要“预备特筹经费,扩张图书馆”。

(二)社会阶层不是入学的门槛

1917年初的一天,蔡元培以质朴的姿态走进了北京大学,向在排列在校门口迎接他的校工们脱帽致礼。也是从那一天起,他给中国大学定了一个恒久的调子:“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个资深的革命党要员深深懂得教育独立的重要:“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不过,若没有蔡元培那样的政治资历,大概没有哪个校长敢如此放言。

这不是在急于教育他人,而首先是在讲自身,是对自身以及大学行政管理部门对学生的服务进行检讨和反省,这才是一位中国大学著名校长的精神境界。难怪无论是西化派还是文化保守派,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人们都公认蔡元培不只是重塑了北京大学,而且是真正的教育家。

古代封建社会设有严格的入学门槛,学校有私学、官学之别,社会阶层决定人们的受教育权利。在推行男女同校的同时,蔡元培提出平民教育的观点,所谓平民教育,即人人享有受教育权利。
为了实现这个理念,蔡元培对相关制度作出了改革,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重新设定入学考试规则,求学者不论阶层均以统一考试成绩作为入学标准,有才干者入学,无才干者一律止于门外;其二,受教育权利对旁听生同样有效;其三,制定校役夜班制,目的是给在学校工作的的后勤人员受教育权利;其四,允许校外的平民进校学习。单轨制教育不利于教育的大众化,不利于教育的现代化,把有限的教育资源用于有限的社会阶层只会使时代止于眼下的阶段,要想实现教育的发展就得将教育对象的范围扩展。蔡元培的平民教育思想有利地促进了教育对象的平民化,使得我国教育事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如蔡元培一般才情的或许不乏其人,如蔡元培一样具有政治资历的也大有人在,但是二者能够如此在一个人身上完美结合,蔡元培一人而已。

《中国科学报》 (2017-09-19 第5版 大学周刊)

蔡元培主要从性别和社会阶层两方面着手对教育对象的入学门槛作出了相关调整,既使得有才干的女子和平民享有受教育权利,又避免了纨绔子弟对教育资源的浪费,有效地利用了我国的教育资源,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栋梁之才,再一次促进了教育现代化的发展。

当今大学问题重重,时贤总冀希望于当今的大学校长学习蔡元培,在笔者看来难以哉。难就难在蔡元培学不了也不能学。也不能说现在的大学校长都没有为中国现代学术开拓的努力,但有些校长是有心无力的。

二、教育目的的单纯化

我们不能再沾沾自喜地以出过蔡先生为荣,也不必痛心疾首地号召现在的大学校长一致向蔡先生学习。在民国初年那个一切制度正在蹒跚起步的年代,蔡先生以其独特的才情和政治资历改造和奠定了今日的北大,其他的大学校长也并非对蔡先生亦步亦趋,但是他们都知道用心体会蔡先生的教育理念,当时大学风格面貌各异,但是校长们的理念则息息相关。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大学面貌千篇一律,校长们各有想法却无教育理念(于光远先生认为,1949年之后的教育不是教育思想出了错,而是没有教育思想)。

(一)学生求学目的的单纯化

蔡先生是教育官,这点与当下教育环境中的大学校长以及教育官员并无不同,不同的是蔡先生还是教育家,具有情怀的教育家。今天纪念蔡先生,不需要赞美,多一分了解和同情便足够了。而北大,则需要扪心自问:对于蔡先生奠定的北大的品格,我们现在还存留多少?毕竟,我们不能总是说,蔡先生时期的北大如何如何。总说我祖上如何如何荣光,那是没落户的子弟最喜欢干的事,抱着对北大的热爱之心,我不愿作如是想。

 
刚入莱比锡大学求学的蔡元培一直在思考“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此时的中国刚经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蔡元培抱着教育救国的信念在莱比锡大学攻读人文学科,将中西文化进行对比研究,他发现西方的教育理念与中国封建官僚式的教育目的差距极大,他认为,要想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必须实现教育目的的单纯化。

 
留学归来后的蔡元培对北大学子说:“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在教育目的的单纯化方面,他首先指出,学子本人应掌握自我求学的宗旨,即求学只为学习本身,无关功名利禄,潜心修学才能有所成,并指正封建时代教育目的的复杂化已经不适应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这是蔡元培对当时大学腐败现象的犀利披露。[2]根据莱比锡大学档案馆资料,他在1911年回国之前的三年间共修了约40门课,平均每学期6门,所选课程主要涉及哲学、哲学史、心理学、德国文化史、文学、艺术等。[3]蔡元培说:“我看那些德国人所著的美学书,也非常喜欢,因此,我就研究美学,但是美学的理论,人各一说,尚无定论,欲于美学得一彻底的了解,还须从美术史的研究下手,要研究美术史,须从未开化的民族的美术考察起。”[4]也许对于很多学生来说,求学生涯中最关心的问题也是自己毕业时将要面临的最大问题无疑是取得一个理想的成绩,但对于蔡元培来说,他唯一的烦恼却是无法潜心专研学问。蔡元培从德国首都柏林转学到莱比锡,与其说是因为无法提供中学毕业证书而不能注册入柏林大学,不如说是为了“寻求更安静更理想的学习环境”,因为在柏林的应酬实在太多。从这里也可见作为学生的蔡元培对学问追求的单纯化。

(二)教师从业目的的单纯化

   
其次,封建时代的教育理念有悖于现代教育的发展,除了求学者本人该掌握自身求学宗旨外,教育者也应掌握其教育的宗旨,做到教育目的的单纯化。教育,只为培养人才,教育者应引导受教育者明确教育目的,规划好教育方向,潜下心来学习,改变封建时代的腐败现象,真正实现教育目的的现代化。蔡元培提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5]蔡元培在教师从业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观点,他认为教师是大学的主要力量,教师从业的目的从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学校教育的发展,故此,在这个以纯粹研究学问之所,教师应该以研究学问、教书育人为目的,切不可因本人在学术上的建树而养成骄奢之病,将知识当成可供贩卖的商品。教育者应努力明确自身教学目的,摒弃旧时代的教育陋习,杜绝一切贩卖知识的行为,潜心研究学问、讲授学问,由此才能促进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蔡元培指出,此时社会道德的日益沦丧源于数千年来封建腐败根基深谷,故而短时间内无法根除这诟病。然而社会是个染缸,腐败之风依然存在,青年学子若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而无良师指引方向将会对国家的教育事业产生不可估计的影响,社会将愈来愈腐败,青年将越来越颓靡,而教育也将流于形式。因此,教育工作者应该以身作则并肩负起“引导青年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抵制腐败之风的入袭,坚持走学术专研,教育救国道路”的重任。此外,身为知识分子的学生们也应当在教师的引导下勤苦耕耘于学术的土地里,不随世俗之风,不吸腐败之气,不入污世之流。大学是求学之所,求学者和教学者能够明确教育目的,使教育远离腐朽,脱离世俗,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之举。

三、师生关系的现代化

蔡元培留学期间与导师关系和睦,故而在回国任职北大校长后仍能邀请国际学术界名人来华授课。然而在谈到中国师生关系时,蔡元培却毫不避讳地直言,

北京的学校师生关系并不和睦,北京学生平素在学问研究上并无自主性更别提由此生发的兴趣爱好,学生们只要按照规定时间毕业即可获得毕业文凭。而教员们自己平常也极少进行教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上课之前只粗略做一番讲义,等到第二次上课时又重新按照原来的讲义授课,有甚者直接将讲义分发给修课的学生们,自己按讲义来宣读,即所谓的“照讲义宣科”。这样的课堂自然是枯燥乏味,教师上课没什么兴致,学生们也自然就该瞌睡的瞌睡,该看杂书的看杂书,丝毫不理会学术问题的探究。对待考试,师生之间便出奇地默契:教师分发讲义给学生背诵,教师为避免与学生产生矛盾考试重点告知,故而每次考试都流于形式,而学生们也都毫无压力。这是一种不利于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师生关系,要知道这样的教育到头来培育出的是一群群毫无真才实学的大学毕业生,这将给整个中国的教育事业造成多大的消极影响。因此蔡元培指出,应该建立现代化的师生关系,即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相互促进的师生关系。教师不必顾及学生的家庭背景而严格要求学生,学生不必因为教师的应付教学而丧失对学术专研的兴趣。师生之间自由探讨、研究学问,以促进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

  四、教学管理的现代化

(一)教师队伍的现代化

蔡元培先生关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思考不仅仅停留在教育目的和教育对象方面,在对待学校管理问题上也颇为用心。留学德国期间他受到莱比锡大学浓厚的学术思想的熏陶,体验了西方优秀大学的教学,感受了相关领域的科研,目睹了德国大学的教授们悉心栽培一批批自主独立能力和个性十足的栋梁之才的过程,他开始思考适应于中国的教学现代化之路。大学“为研究科学之实验场,而且为教授普及专门知识高等科学之黉舍,能使研究教授,融合而为一,为教授者,必为大学问家”[6]。他认为,教师的教学和自由的学术研究氛围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回国后,他开始整理留学期间产生的学校教学现代化方面的思想,提出”把提升教师素质作为改革教学制度的主要任务“的观点。

要衡量一所大学现代化水平的标准有很多,除了上文论述的几个方面,教师整体的学术水平也是不可忽略的部分。为提升北大整体师资水平,蔡元培首先有意制定相关招聘计划,广纳贤才。对于研究型学者,有真凭实力且热衷于教育事业的人才,则不管他的年龄、思想倾向、国籍、资格都予以聘任,严格实行“学旨”首要原则。蔡元培制定的教师招聘计划为北京大学集聚了四方人才,促使北京大学的师资队伍流派纷呈。如以鲁迅、刘半农、沈君默、陈独秀、钱玄同、李大钊、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文学类流派。如黄节、刘师培、崔适等政治保守而旧学深沉的学者。政治激进派,推崇改良派、保守派都有。有国家主义代表、马克思主义代表、无政府主义代表、三民主义代表的新派人物。北京大学当时可谓是百各派纷呈。那种氛围、那种局势可与春秋的百家争鸣并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促进教师队伍的优质化方面,蔡元培不仅仅把目光放在国内,他还出访国外邀请国际知名的学者来我国讲学,如教育界的专家罗素、杜威等。蔡元培还把目光伸向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人,尽管因各方面原因没有邀请成功,但此举对中国师资制度的改革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学校管理的现代化

蔡元培对德国大学教育现代化的学校管理十分认可,在亲历了学术自由的数年游学活动后,对中国大学强硬的制度化管理提出了看法:“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至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5]蔡元培对繁缛的格式化管理表示不满,他认为,教育的现代化体现在人的现代化,管理制度是种硬性规定,是强制实施的,但是学校的管理出发点和落实点都体现在人的身上,因此学校的管理也当呈现人情味。情感的调控作用使得人的行为具有方向性,所以学校管理者应懂得善于运用人的情感调节作用积极地投资感情,用情感打动教职工,用温暖凝聚整个大学的内部力量。比如在学校职工或者教师或是学生遇到困难时,学校的管理者们应该友好地给与帮助,尽己所能去促使困难得到化解,让校园真正成为温馨的家园,让学生们在家园的温暖中得到最好的发展,教职工在温暖中恪尽职守,扛起身上的工作重担,而这些都是强硬的格式化制度无法产生的效果。故而蔡元培提出,要将情感化的管理化成一股无形的暖流,给教师的教学、学生的求学、职工的助学提供最大的促进力。

另外,他还指出,管理形式的温情化不足以使管理系统得到完善,在管理内容上,还需格外注重建设校园文化。蔡元培强调“仁、智、勇”的精神文明的重要性:“孔夫子精神生活的概略,以智、仁、勇为范围,无宗教的迷信而有音乐的陶养,这是完全可以为师法的。”而校园文化的四个层次:物质层面、行为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中以精神层面最为重要,具有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潜移默化、渗透性强的特点。学校应充分利用校内外教育资源,围绕教育目标和新课程目标制定教学计划,组织教学,为校园人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真正实现“无为而无不为”将不再是幻想。是学校管理网络职责分明,提高工作效率,促进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

五、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紧密联系

蔡元培深受德国艺术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影响,他认为,艺术教育和科学教育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冲突的问题,而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的。他在《旅法中国美术展览会招待会演说词》中说:“有人疑科学家和美术家(早期,蔡元培用“美术”这一概念来指代“艺术”)是不相容的,然而事实上并不如此,因为爱真爱美的性质,是人人都有的。”蔡元培认为,漫漫历史道路上科学与美术

几乎是同时在发展,科学家如果能获得美术领域的帮助,则会促使其增添科研的兴趣。同样的,如果美术家能获得科学领域的帮助,其美术造诣也会越来越深厚。

此外,蔡元培认为,科学研究者如果不加以美术的熏陶,难免会出现无聊萧索的

时候,此时再去做科研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人甚至会知难而退产生

放弃科研的想法,更有甚者会对自己毫无信心,对整个社会毫无爱意,对自己的科研事业失去热忱从而无所建树。故而他提出“艺术教育与科学教兼顾,能产成相互促进的作用。”蔡元培在教育实践中将艺术教育和科学教育放置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蔡元培曾专注于心理学的研究,透过心理学的视角他提出,艺术与科学之间确是紧密相连的关系。他认为文化是意识的产物,教育是一种认识活动,而这样的活动具备有两种能力,分别是概念为出发点的推理力和以直观为出发点的想象力。前者将会演成种种科学;后者则会演成种种文艺”。这里所提出的“意志活动”,“想像力”、“推理力”的概念都来源于心理学,心理学把文艺认为是人的直观的充满想像力的意志活动。这也证明了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六、落实高等艺术教育的现代化

 
蔡元培认为,光拥有艺术教育的理念还无法形成现代化的艺术教育,游学期间他有意地将国外一流艺术大学的办学与国内大学相比较,以寻求适应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在设置国立艺术院的院系专业时,他初次设置了雕塑系,规划了雕塑专业的发展方向,从此该专业也在中国美术教育领域获得了重要地位。蔡元培认为打造高质量的师资队伍是实现艺术教育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措施,为此他诚挚聘请一批资深的艺术家如陈半丁、刘天华、王心葵、朱光潜、沈尹默、汤定之、徐悲鸿、贺履之、陈衡恪(师曾)、胡佩衡、萧友梅、邓以蛰、宗白华、杨仲子等人到北大讲授艺术课程并热心指导北大学生们的艺术活动。蔡元培所聘请艺术家们文化修养深厚,对艺术有着独到的见解,颇有一番建树。他们既是学者也是艺术家,也可以称他们为学者型的艺术家。如此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使得北大艺术教育获得高水平地实施。当时学者萧友梅则提出将北大“音乐研究会”为“音乐传习所”,并实施对外开放政策,让有限的教育资源实现最高效率的运用。蔡元培建议使美感教育成为培养健全国民人格的重要方面列入民国教育方针,此后艺术教育的重要性日益被人们所熟知,并在学校教育领域拥有重要地位。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其教育现代化程度可谓是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蔡元培并不是第一个为中国教育现代化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却是第一个不懈将艺术教育现代化落实在教育实践上的教育家。从他就任北大校长一职开始,即关注校内艺术教育方方面面,从最基本的技术层面到教师自主去引导学生追寻适合于自我艺术素养发展的方式,去追寻更完美更有价值的生活,去追求漫漫人生之美,蔡元培真正将艺术教育从技术方面落实到了人文方面。就拿冼星海说,一位满腹才华的音乐巨人,一位散发着民族光芒的大家,他就曾旁听于北京大学艺术院系,在蔡元培的“旁听生”政策下享受艺术的熏陶,学习了钢琴和提琴,度过了一段关键而充满人生价值的艺术求学生涯。蔡元培的艺术教育理论和实践,培养了一批批伟大的栋梁之才,为中国艺术教育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大力促进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七、倡导教育者广交良友并不懈思考

蔡元培游历经验十分丰富,除了留学期间的求学经历,他本人还时常结交良友并与之交游。在他的作品“蔡元培自述”中“交游与怀念”一章里共收录了26篇文章,所涉及的人物包括孙中山、陈独秀、鲁迅、丁文江、杜亚泉、徐锡麟等文化名人,内容多为纪念友人并发表感思。蔡元培说“我所最不能忘的,是陈军在芜湖,与同志数人合办一种白话报,他人逐渐的因不耐烦而脱离了,陈君独立支持了几个月。我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陈君在《新青年》上发表过的文,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格”。[13]陈独秀与蔡元培在后来的个人发展道路上均有所建树,时隔整整25年他却依然能清楚记得陈君的事迹并高度评价这位昔日同事,可见蔡元培好友惜友知心。此外,他还在1936年7月发表了“刘海粟二度游欧作品展览会开幕词”,作品中提到“夫艺术无论古今中西,要当观其大通。乃自国势凌夷,凡百衰落,一是学者,醉心欧化。此种观念实在妄自菲薄。”[13]蔡元培高度赞赏西方先进文化,却也时刻保持理性的思考,不论是留学欧洲还是出游交友他始终不忘却民族复兴的大业,在西方先进文化如江潮般狂涌入大陆之际,他却能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基础上保持教育人、民族人的思考,以行动倡导教育者们广结良友并保持思考。

蔡元培的纪游文学创作主要包括留学西方时期和交友出游时期,作为教育大家,其文学作品多反映他的教育思想。究其教育思想的形成,则主要在他留学期间,而其思想的成熟期则要追溯到他回国后所进行的教育实践。而不论是教育理论的形成还是教育理论的实践,蔡元培先生都为我国乃至世界的教育现代化奉献了他的力量,而这些力量在他的纪游文学作品中均有体现。

参考文献:

[1]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J]. 教育. 2010(10)

[2] 蔡元培.孑民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M]1999.

[3] 巴留岑.得意志大学之特色[ J].教育杂志,1910,(11).

[4]《自写年谱》[M],《蔡元培全集》[M]第7卷,第302页。

[5] 莱比锡大学档案,Rep.I/XVI/VIIc72,
Bd.2。参见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M],页191
208;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M],上册,页343,转引自陈洪捷撰《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第105页。同时参见蔡建国《蔡元培与近代中国》[M]第101
102页。

[6]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主编:《蔡元培全集》[M]第3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版,第668页。 

[7]《蔡元培全集》[M]第4卷,第291页。

[8]《蔡元培全集》[M]第6卷,第614页。

[9]《蔡元培全集》[M]第5卷,第278、274页。

[10] 《蔡元培全集》[M]第8卷,第32页

[11]蔡元培日记(上)[M]蔡元培著.王世儒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9

[12]蔡元培日记(下)[M]蔡元培著.王世儒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9

[13]蔡元培自述[M]蔡元培著.文明国编-北京:人民日报,2011.7

3思想与中国教育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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